民以食为天。食物作为居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不仅直接影响到居民的营养与健康，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并践行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中国在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转变的基础上，正在向“吃得好”转型。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高瞻远瞩地作出“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论断。
大食物观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了国家食物保障和供给能力提升的现实，是党中央粮食安全理念战略性转变和历史性演进的体现，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与传统粮食安全观相比，大食物观在重视人民群众的主粮消费及食物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多元化、品质化、营养化的食物消费需求，打破了“食物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模式，提倡面向广袤的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寻求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同时也更加注重食物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粮食安全观到大食物观的转变，拓展了传统的粮食安全边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思维向食物安全的转型，阐明了新时期我国食物供给保障的新使命与新任务。从食物的生产端来看，大食物观对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我们提供更高更强的科技与政策予以支撑，从食物的贸易端来看，大食物观讲究的是大格局和全球视野，也更进一步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拓展了更大空间。
一、大食物观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高要求
大食物观的基础仍然是粮食，但关于粮食的定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谷物范畴，而是随着居民的食物需求多样化变化，逐步拓展为包含谷物、油、肉、蛋、奶、蔬、果、茶等重要农产品及以这些农产品为原料制成的副食品，是更加广义的粮食概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对粮食进行定义，对于中国来说，在新的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长期坚持的核心要义仍然是要优先保障好口粮安全。在端牢饭碗后，大食物观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思维调整工作重点，主食副食一起抓，植物动物微生物一起利用，为居民的餐桌呈上更加丰富多样、优质营养的食物。
一是要坚持粮食数量和质量并重的原则，把粮食生产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在中国，长期以来食物安全的中心就是作为主粮的粮食的供给安全。经过自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我国的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十八连丰”，粮食产量已连续7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483公斤，远高于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粮食生产供应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然而，即便如此，我国粮食供求也远未达到“高枕无忧”的地步。一方面，考虑到我国水土资源条件受限且资源环境这根弦越绷越紧，粮食耕地面积保持及单产提高压力越来越大，未来粮食高位护盘、高位增产的难度也将明显加大，保障数量安全仍然是未来粮食发展的重要任务和挑战；另一方面，受农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加工储运能力的制约，我国粮食供给结构调整的速度跟不上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使得现阶段粮食供给存在结构性短缺现象，突出表现为大豆油料自给率偏低，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等方面，给确保粮食产品的供给有效、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带来了严峻挑战。面对粮食供求仍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现实，落实大食物观，绝对不能降低粮食生产指标，要把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粮食安全进入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
二是要全力抓好其他重要农产品的生产，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模式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饮食消费模式和日常膳食偏好发生了质的转变，已经跨过追求主粮“吃得饱”阶段发展到减少主粮消费，增加肉蛋奶、瓜果菜消费的“吃得好”阶段。大食物观作为传统粮食安观的延伸，其基础是粮食但不唯粮食，而是要求食物种类更加丰富，饮食结构更加优化。当前，全国14亿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9.8万吨、192万吨、23万吨的粮油菜肉，这对我国食物供应数量和结构造成了较大压力。从达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出发，落实大食物观，要在筑牢粮食安全防线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抓好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供给转变。
三是要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保障粮食与其他食物的均衡发展。与新大陆国家相比，我国水土资源禀赋及农业生产条件具有先天的劣势，不仅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占有量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约40%和25%，而且区域分布极不均衡，水土资源匹配存在严重的空间错位。传统的粮食安全观重视以稻谷、小麦、玉米等主粮为代表的粮食的生产，需要将有限的耕地资源优先用于粮食生产，致使粮食与其他重要农产品耕地面积之间出现此消彼长局面。然而，在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多元化转变的新形势下，仅仅依靠耕地已经无法解决吃饭问题，需要跳出“食物主要来源于耕地”的传统农业思维模式，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实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
四是要推动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发力，为更高效的食物供给打下坚实基础。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生产国与消费国，确保食物从生产到餐桌这一环节的顺畅是确保食物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食物流通体系仍存在着流通设施落后、产品标准化程度低、流通环节过多等一系列不利于国内食物产业链稳定的因素。大食物观需要以“大粮食”、“大产业”、“大市场”、“大流通”为理念，高度重视农产品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大流通体系的建设，从顺应消费端的需求结构变化出发，全面发力打通生产、仓储、加工、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提高市场运作效率，加快补齐农产品加工配送和产地预冷藏保鲜基础设施的短板，确保多元化食物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
二、大食物观需要更高更强的科技与政策予以支撑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研发与政策支撑在粮食稳产保供中的核心作用，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业科技体系与政策支撑系统，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大食物观理念的提出，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也需要我们尽快构建起与大食物观相适应的更高更强的科技与政策支撑体系，推动大食物观落实、落地，落细、落好。
一是要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食物观的基础仍然是粮食，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藏粮于地”，确保粮食安全底线。要抓住耕地这一要害，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严格落实耕地保护监管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按照规划高起点、科技高含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水平、产出高效益的“五高”要求，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并确保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从源头上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食化”；另一方面，要坚持“藏粮于技”，提升粮食供给能力。要扭住种子这一要害，下大力气攻克种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做强种子“芯片”，弥补种植和产量短板，从源头保障粮食安全。此外，要强化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推动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发展，促进粮食绿色生产发展，提升粮食品质。
二是要大力创新生产方式，为丰富食物来源提供充足动力。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科技，通过科技进步来赋能大食物观，是缓解资源环境刚性约束，端牢中国人饭碗，推动食物供给由单一生产向多元、营养供给转变的必要措施。一方面，要利用科技将食物来源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推动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领域的布局与应用，让基于无土栽培、单细胞培养、生物催化等新兴生产技术为基础生产出来的人工合成淀粉、生物合成蛋白质等功能性营养食品成为传统食物生产系统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要通过集聚涉农高校、院所、企业、基金、孵化器等各方资源，建设生物创新平台，并配套先进科研仪器设备和高端智能装备，培育、支持一批创新型人才，以坚实的技术创新为丰富食物来源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是要完善收益保障机制，有效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一方面，要不断加大补贴扶持力度，继续用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进一步推进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扩面、增品、提标”，提升保险补贴的针对性与精确性，加大公共投资力度，健全生产托管、订单农业、加工物流等社会化服务机制，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进而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要按照大食物观的新要求，积极拓展与创新政策工具，逐步扩大现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覆盖范围至整个食物系统，及时、准确对接新时期保障居民“菜篮子”、“油瓶子”、“肉盘子”、“奶箱子”、“糖罐子”安全的政策新需求，以政策推动地方政府与农民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扩展传统食物边界的行动中去。
四是要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以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食物安全。大食物观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讲究的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和农业现代化均衡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科学体现。一方面，要从大国土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多打大算盘、多算长远账”，在挖掘耕地、海洋、森林、草地食物资源潜力的时候，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充分评估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将人类活动控制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切忌“涸泽而渔”式的开发；另一方面，要从农业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推进绿色农业科技装备的全领域突破，将绿色科技应用在食物的生产、仓储、加工、物流等各环节，下大力气打造出一条绿色低碳食物产业链，以此实现可持续食物安全。
三、大食物观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拓展更大空间
大食物观讲究的是大格局和全球视野，要以开放为手段，统筹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食物领域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构筑起大食物保障体系。
一是大食物观为构建多元化进口格局，充分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拓展更大空间。我国有14亿人口，每天巨大的食物消耗量就决定了维护国家食物安全不可能完全脱离国际市场，进口已经且将长期成为我国食物供给的重要补充，也是缓解水土资源刚性约束的重要途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当前我国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进口品种、进口来源地、进口渠道呈现高度集中的特征，极大增添了粮食进口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隐患。大食物观背景下，可以从更大的食物口径范围出发，更多地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副食产品、高质量食物需求。此外，可以充分利用肉类产品进口来源国更加多元这一特点，积极探寻肉粮进口替代间的平衡点，缓解以大豆为代表的单一品种进口压力。这样一来，既能充分利用境外农业资源实现了满足国内多样化需求，又能调整生产结构，提升国内有限的水土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大食物观为创造出口条件，促进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拓展更大空间。当前，我国大宗农产品整体上出口乏力，但以速食产品（如螺蛳粉）、调味料（如老干妈、榨菜）、坚果类产品（如瓜子）为代表的新型食物品种广受国际市场好评，出口增速处于较高水平，这对推动我国农业融入国际大市场，促进农产品品质化、品牌化升级，缓解国内供需矛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与有限的水土资源相比，我国拥有丰富的草地资源、湖泊资源、海洋资源和林地资源，具备生产更多的优势特色食物的基础，在大食物观背景下，今后中国食物的生产在科技与政策的支撑下也将呈现更加多元、品质、高端的新形势，这对于增强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拓展出口市场大有裨益。
三是大食物观为推动农业走出去，深化农业对外合作交流拓展更大空间。中国的粮食安全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粮食安全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粮食生产与消费大国，中国一贯坚持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农业走出去。随着大食物观的逐步树立，中国的农业对外合作也将从以依托粮食逐步向依托粮、油、肉、蛋、奶、蔬、果、茶等多维食物进行演变。这就需要中国加快更加广义范围农产品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积极培育大型跨国食品企业，并通过加强对多元食物贸易风险监测与预警体系建设，更好地建成安全高效稳定的外部食物资源供给体系。此外，中国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粮农治理体系中，共同制定食物进出口的国际标准准则，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交流。
（来源：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2年第6期）
